新36条实际上告诉我们，要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最需要发展的产品，最需要扶持的行业中。
这是因为，战后确定的美元秩序包含着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增加，美元的币值稳定就越不可能维持②。他的推论很直接，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
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世界里，海洋不能覆盖一切，岛屿也不能替代全部海洋。无论何种应对，看来都不是任何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单独就可以完成的。中国凭什么迅速提升自己的全球竞争力？流行的认识是认为她拥有巨量的廉价劳力。1978年中国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党看待体制、组织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以制度变量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洞如观火。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Mainstream EconomistsSupporting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 ic Perspectives.Summer，18，pp.135—46），以及作者对此文的评论（周其仁：《在台州读萨缪尔森》，《世事胜棋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0页）]而新兴国家则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基础。讲到底，就是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独生子女比例都较低，只有约五分之一，有三个甚至四个孩子的还有相当比例，可以管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流动人口中的实际效果。
其一是法国大城市与周边郊区贫富、治安、就业上的强烈落差。而我们关注的橱窗背后的孩子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童年。但是他们所享受的教育却非常有限，那些在打工子弟学校上课的孩子，很难遇上达到基本师资水准的英语老师，仅此一条，就可以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大学教育无缘。从总体上看，户籍制度仍保留有大量传统的统治色彩。
这里有两条需要在未来验证的假设，第一，上海比北京更加包容，对于移民来说更加易于融入。职业理想方面，希望体现这个群体的孩子对未来的憧憬，调查结果既能反映这个年龄的孩子的共同的特征，又能体现出北京和上海一些微妙的差异。
同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家庭在父母就业方面有很大差别，这体现了两地产业结构的差别，父母的职业和孩子的志愿甚至性格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份调查的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长状态，有很大参考性。这些父亲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的孩子，将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在最近两年之内搬过家，有相当的家庭搬过两三次的家。
初步的猜想上海收废品的行业和北京大概有很大的差异，包括打散工就业条件也很不一样。其生存状态呈现出既有希望也常也失望，既继续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传统而付出忍耐，痛苦与憧憬并存，颓废与发奋共在。每一年的调查具体问题都会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有所调整。但总体围绕的问题指向是：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成长环境会怎样的影响和塑造他们的性格？他们有怎样的人生目标？又会走怎样的人生道路？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和同年龄的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相比，会不会表现出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和哪些经历具有怎样的相关性？背后的逻辑是什么？2009年，初步选择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作为调查对象，因为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有国际化大都市之名，同时都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而其户籍制度也最为坚固，其户籍居民在福利，尤其是教育机会方面更是具有特权性质，比如在高考中北京和上海户籍的考生被全国同龄人所羡慕。
我们还做了一些分析，哪些孩子心目中最赚钱的工作就是未来想做的工作？这样的孩子显示出了较强的谋求经济成功的动机。经济方面的理想，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希望未来挣多少钱？一个是挣多少钱才能比较开心？后一个问题北京和上海的孩子回答比较一致，数值比例差别不大，上海比北京略高，认为在1000元以上才能比较开心的各组孩子，上海比北京略多，这大概反映了上海的消费水平比北京略高。
这次发生骚乱的巴黎周边地区主要聚居着非洲与阿拉伯移民，他们大多居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里。在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中，展现的北京、上海儿童，都是像花朵一样绽放，会弹钢琴，会说外语。
上海的孩子没有转学或者只转学一次的孩子比例高于北京，而北京的孩子转学两次、三次甚至四五次的比例都高于上海，这可以视为，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享受的受教育机会比北京更加稳定。在母亲的工作方面，上海26.31%是工厂工人，北京只有2.64%，而在北京、上海的统计中母亲完全没有工作的比例惊人的都是19.68%。其二是法国一直以来寻求的种族、民族、文化同化政策反而加深了对立。他们成长中会面临身份定位的困惑，他们对于环境敏锐的感知，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态度。但同时上海从事运输行业和在工厂务工的比例则是18.27%和16.06%，远远高于北京的7.41%和1.6%。尤其是在建筑工人和服务性行业，父母从事这样工作的孩子，会表现出对这种工作的强烈的反感。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北京和上海都有大约10%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就出生在北京和上海。在北京和上海尽可能抽取分布在不同区县的学校，调查样本的选取是进入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后，在三、四、五年级为主的班级中，得到班主任的支持下，利用课外时间，随机抽取10岁左右的同学进行调查。
这是一个远比法国严峻，而像定时炸弹一样迟早要爆发的潜在矛盾。从2009年初开始，以笔者为发起人，开始策划一项课题，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对这个群体中一定数量的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
城市新移民群体在选择移民城市时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在北京的孩子，最集中的出生于河南（41.6%）、河北（12%），而上海的孩子则最集中的是安徽（40.76%）和河南(14.46%)。
从小学开始转学次数方面，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转学次数比例明显低于北京。剔除有重大遗漏和误会的错误样本,最后获得共998份有效样本，拒访率为零。这些不愿意重复自己父辈人生轨迹的孩子们，城市能不能给他们舞台？他们的梦想会不会碰壁？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如何自我调整？如何面对很快就要到来的青春期的冲动和焦虑？这是未来几年我们的研究团队要持续深入调查的。当我们要求这些孩子列出最亲近的三个朋友的籍贯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相当高的比例最好的朋友和自己是相同的籍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轻松的现象。
和城市的孩子有明显区别的是，做家务的情况，两地较为一致，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80%以上需要在家做家务。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
三是，也许北京的文化和上海比更爱吹牛，眼高手低。这一代新移民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注定要做一个城里人，不管这个社会有没有为他们准备好。
而47.7%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孩子，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自己在上海生活所以是上海人。愤怒的当地青年开始纵火发泄不满，骚乱在一周内，迅速蔓延到巴黎周边十多个城镇。
第二，则恰恰相反，说明北京比上海更加具有文化多样性，在北京把自己归为一个河北人或者河南人，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压力，也不会产生迫切地想要被当作北京人看待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这些随同父母来到城市的孩子无法和有城市户籍的儿童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和机会，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是不可忽略的。梦想照进未来在问到这些孩子未来选择在农村或是城市生活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第二代孩子，高度一致，尽管他们对城市有种种不满意和怨言，但超过85%的孩子，认为自己未来会选择在城市生活工作。有些人批评法国政府，给移民提供的公共住宅区，使他们不能与本地居民很好的融合。
研究的计划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选取各约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共500名年龄在10岁左右的学童，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北京的移民孩子中，父亲打散工的1.6%，没有工作的1.8%，不知道父亲平时干什么的占2%。
其中有些人进入城市时把孩子留在了农村，这就是留守儿童，而另一些人把孩子也带到了城市,这些孩子就成了城市新移民第二代。又统计分析了父亲的职业的关系，有几个数据非常有趣，北京和上海有极大的差异，在北京父亲从事以下三种职业最容易想做最赚钱的工作，服务行业49.1%。
这个乡缘、血缘色彩的圈子，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孩子们在成长中的社交圈。高人口密度，众多移民，高失业率，使这些地区逐渐成为贫困、犯罪、吸毒、被遗忘者与被损害者的代名词。
